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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介休书画略》整理札记
添加日期:2015-5-31 13:37:11 点击次数:6728

 

 

《介休书画略》整理札记

 

 

郝继文

 

 

 

  地方性史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或者因为繁多而失察,或者因为头绪乱而缺理。由于缺乏文化发展中的均衡布局,区域文化建构往往不成格局,研究者成为实际关注的势利眼,在经济趋向一致化的情况下,也逐繁华、趋热闹,而使显者益显,晦者仍晦,而几乎泯没。而地方文史材料也确实存在着荒诞不经、细碎屑小的讨厌之处,我们要想披沙捡金,得花非常多的精力,要有出力不讨好的心理准备,也需要有一些筛选箕扬的能力和手段,就目前的情形看,地方文献的打理主要还需生于斯长于斯的学者的自觉,因为包含了情感的因素,而这种自觉除了有良好的行政方策依赖以外,某些时候还需要一些外力的扰动,并且谨防其发展成自障和隐疾的一隅之视。

 

  民国十年九月,董重辑成《介休书画略》,请马应桂(字馨山,曾任介休教育会会长)作序。马应桂的序写的很简略,只谈董重此书来源一是搜捡志书,二是访求乡里,满足的是“游艺独善”的意义,而董重在后记中则说:“北人不喜标榜,记载恒阙,如介休为甚”辑成此略“用冀同志,饷我多闻,幸为赓续之助”。“倘并此戋戋者,而犹靳之。后死者壹不知其纵横涕洒之奚从也。”在他看来,这是深心所托之事业,让后人哭来有个念想。

 

  董重(1867——1935),字琴如,号蛰庐,并自称“诗疯子”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举人。拣选知县。一生辑《介休九略》、著《蛰庐诗录》、《蛰庐诗存》等。据市志办记载,1922年由太原晋新书社、范华制版印刷厂以《介休图书馆丛刊》集印《介休九略》中前三略,即《诗略》、《续诗略》、《书画略》,未刊印者《金石略》、《著述略》、《文略》、《族姓略》、《道里略》、《风俗略》。(《金石略》曾有钞本在孔夫子旧书网出售,价昂未得),余均散佚。董重民国八年(1919)总纂民国《介休县志》,民国二十九年(1930)出版,《九略》应是其编纂县志时分类处理的准备工作成果。民国《介休县志》中各项确实做到“略”,如诗、著述、金石方面仅著其品名,而书画略几乎消失于行间。县志专家侯清柏先生对民国《介休县志》持肯定态度,肯定其新义理新思想下的新作法,但也认为一刀砍掉的艺文块有些极端。其实这批纂志之人,虽然身经民国,觉得空文无济于世,而作为生长习惯,仍不能忘情于这些吟唱和笔墨,所以另成的《九略》虽顶了略之名,采辑过程中却是要往详尽的努力,只是未必能尽如人意。

 

  董重其人

  民国间,介休南街有一茶庄,名“广元永”,铺子的东家叫王鋆,有金石之好,集成“行余学社”,以探讨书画金石为乐事,董重所宅的胡家园走到这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,他是这里的常客。这个学社中培养了如杨竹民、张颔这样的金石书画大家,当时的状况详细描述可参考韩石山所著《张颔传》。涉及董重的,《张颔传》中有上下句记之——“董重、曹淮、李国玺,该下人钱老不给(举)”,这三位在顺口溜中是欠钱不还的主。郭大顺先生(介休书协顾问,1925年生,行余书社的玩童)说他们并非家贫财薄,生活过得比较殷实,穿皮袄,至“广元永”往往先在里屋打八圈麻将,然后抽毫抻低,作翰墨事;是有些讼吏习气,与官府善,借钱不还,或有之,但主要是风谣顺口。前介休市博物馆馆长师延龄先生也谈及此三人,说董重、曹淮(1879—1935),学问很好的。曹淮有诗咏蚊“散作游丝聚作团,几回婉转怯凭廊。纵教罗扇常在手,明处能防暗处难。”寄寓巧妙深刻,张颔以其诗意绘成群蚊图,可媲美唐寅《秋风纨扇图轴》(图一)人往往是多样面孔的,曹淮题《蛰庐诗存》词:

  吾爱诗疯子。溯江楣,江都家世,河汾杰士。曾举孝廉慵进取,闭户钻经研史,诗古文词皆绝技。盘膝危哦管榻穿,嗤祖生,何事闻鸡起。热中客,那喻此。

  人生识字忧患始。古今来,诗人例穷,无烦屈指。万轴牙签贫不疗,底甚摩挲故纸。论品行,白沙堪似,赞曰斯诚诗人耳,叹风流销歇谁知已。我作词,颡有此。那么欠钱不还还是有穷作基础,“万言不值一杯水”,没钱打不过油来,困境还是有的。


  《介休书画略》初稿成,董重后记列二十人,附百五十九人,总计是一百七十九人。到庚申(1920)岁尾,董重检《介休金石略》,所关书画者九十六人补缀于后,成《介休书画略补》。两册小书共计辑入人名二百七十五人,(柴建国所著《山西书法通鉴》中仅录介休籍人7名,依次为文彦博、张圣诏、白恩佑、李敦愚、薛凤诒、罗可恒、张颔,也太轻看介休了。)录张圣诏而未录张新政(图二)尤为失察,圣诏不过从其父衣钵而已。

  《介休书画略》的一个大缺憾是没有配图,按图索骥的线索虽有,但时过境迁,文革损毁,大多心迹只能靠展开“想像的翅膀”去完成了。编者通过藏家及寻访故迹,参阅网络收集到一些资料,总觉难以释怀。

 

  宋廷魁、茹伦常(图三)等也未收入,此皆一时瑜亮,说明柴氏仅局于目见者而已。《略》记事以佚闻居多,常逸出书画之外,如记温徽“娴弹弓”,“值流贼寇城,发三弹,中三贼之目”;记茹树滋“工医善饮”、“美须髯,吐音宏亮,酒酣耳热谈故事,间杂诙谐。诸少年每乐与之往,戏以磁铁煤屑等事;记丁石心“晋田每逢谈,往称道弗置,辄曰‘丁先生’”。记 岳宝树“少时所临《何文安公碑》……戊午年夏、向余索视,低徊叹绝,几不识为自做。”有的杂以论议,有的呼应诗文,如记马饮恩及狐村戏楼楹联“声情入妙云停脚,性韵逼真石点头”;记温晖善墨菊,自题“愧乏陶之德,爰写陶之菊。人皆点黄金,予以墨为簇。借此丹青笔,扫去尘碌碌。”小章佳篇,让人思其姿仪之美。记述刻印者凡九人:赵世雍、张荆山、钟麟、鲁习之、薛步青、续向枢、岳宝树、李恩官、刘周南,查其他典籍,有薛凤诒(图四)及曹沂(曾著《也日园印谱》,见民国《介休县志》),似有缺漏,这部分资料曾提供于孔翔宇研究

   

  山西印人传,消息多方,赖其发扬。这些小传详略得当,描写生动,往往提纲挈领,让人印象深刻,不足处是无完整形象,按我们的眼光看,时间节点都模模糊糊,不得究竟。《补》则因所及为碑版,时间呈现的比较精确。

 

  《略》、《补》的时间上限都自北宋文彦博始,甚至诗略与金石略也是这样,这是一个怪现象。《略》中自马天来后更一刀切至万历间的董承业,殆无金元时期;《补》中金、元各一人,也殊少。时下编书法史,往往至唐而断为两截,唐以前一切文字资料皆并列入书法史料。秦权汉量不必说,印玺、古币、镜、大凡有字符者尽皆打尽(《介休文史资料》第七辑:介休旧有东晋永昌元年《介休令张君清德碑》,北魏延昌二年《大兴寺造像》、北齐《广和院碑》等,惜俱无实物;《介休县志》光绪钞本以史村禅慧寺千佛石幢为最古,能辨识者仅几个姓氏。编纂者李敦愚慨叹:“山右金石,前人甘肃不下三百余种,足迹所至惟太、汾、蒲泽四郡为多。而邑惟中郎碑汉拓重镌挂人齿颊,余竟无一片石辉耀人间”。拂拭太少)。唐代一般上划,刻石大多亦作书法资料处理,唐以下则挑剔拣择,碑石同时作为书法资料的就少了很多。穷乡僻壤,乡村学究鄙陋稚拙,文词尚未通达(明代一二碑刻内容谴词即有如话本),书法就更少有讲求,以艺术的眼光看就连标本也算不上了。唐及以上除了有数量稀少的原因外,还有笔法及字体转化的痕迹因素,得以大部载入史册。《略》以人名系书画的方式有旧例可依,刘宋时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,齐王僧虔纪事,米芾《书史》曰:“余但以平生目历,区别无疑,……所以提南识者,不点俗目。”一是不放心别人的眼睛,不分真伪;一是不收俗气的东西,则实物超越“人”的也有,但往往是时代特别远的。书画一事因人而重,着附的特别紧,所谓“名人字画”,先说人,后说书。


  遍观《略》、《补》二册,于书画夹叙夹议,而仿佛于北碑一途无动于衷,无假侧目,唯前所述之篆刻诸人及李敦愚条下记其篆书可继“邓完白”,算是新风气之端倪。其余论及书法取径者董其昌最多,其次二王、柳公权、赵孟頫等皆帖学所谓正脉者。傅山名凡三见,系于张新政、董柴目下:“侍卫(张新政)得太原傅隐居遗法。隐居孙莲苏尝主其家事,以师礼……”董正绅“傅隐君尝引重之”;董司直,“尤得傅隐君抚范”。傅山的活动半径非常大,介休绵山、张兰都曾传有其题刻,所书《郭泰碑》今藏市博物馆,为其隶书代表作,近乡之谊,雨露霑盖自然不少。傅山书法从目前研究着眼,普遍认为是碑学兴建的滥觞 ,且将其影响作为新风始入之点吧。对《略》、《补》整理,有一个想法,枉图从这一小册子的缝隙中读出一个区域书画的传承关系,受时风影响的情况,比如是否同步?思维上的抵抗与接受的过程?抽象艺术的传播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,书法在艺术系统中是个很奇妙的品种,文字完成轮廓抽取,点画完成文字解构,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二度抽象。但又约束于整体文字框架内,历朝历代都急切顾及规定它的凡例,人为制造具象,而这个具象又时时滑到边缘,消融边际,介入人情,屡屡试错,门户仿佛又难以守的住。所以书法艺术颇有独特的思维参与。这册书中我想考察与整体书史风气的对应关系,尤其是近代碑学大变情形下由想法到实践的过程。头脑中有个假想,觉得抽象艺术的一体化进程应该相对更迅速,因为它往往参加入无意识的潜层思维。而假如结论相反,是什么阻碍了进程,是那些概念吗?概念是意识形态的沉淀,易言之,即为意识的具象(虽然往往规定模糊,依赖于阐释),这些概念会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行为约制,如书法中“法”的限域有多大?这些都是极有趣味的事情。


  白恩佑(1807——1880),清道光27年(1847)进士(介休藏家有其原宅嵌入壁间,进士及第刻石一方),入翰林,改工部主事,由礼部中补授江南道御史,历官军机处章京、户部给事中,湖南学政、湖南长官盐法道。以脚疾辞官归里。西泠2012年的一次拍卖会上,有赵之谦赠其《瑞瓜图》(1865年作)(图五)一帧,款作“兰岩三兄”,赵入京会试为同治癸亥(1863年),其与胡澍、沈树镛、魏锡曾同嗜金石,搜访碑版,尤为潘伯荫所知遇,魏风鼓荡于学界,而白恩佑似乎蠢然无闻,仍在写他的赵孟頫。这二人交谊在地位上是后学新进与达官世显的关系,白对赵字的新理异态是什么态度,没有材料能证明究竟,但同样的事也可类举吴昌硕进京访翁同事,吴昌硕于光绪二十年(甲年1894)二月以诗及印谱赠翁,翁在日记中只记了三个字“似不俗!”当时吴的身份是江苏某试用县令,翁则两代帝师、户部尚书(事见吴长邺《吴昌硕年谱简编》及《翁同日记》,侯开嘉《吴昌硕与翁同交往事迹考辨》,论之甚详)则白、赵之见仿佛可见。

 

  当然《略》、《补》作者并不能全方位代表当时风气,也可能出于有意无意的忽视。从这册书中总结碑学进程的话,一是推行迟缓,速度上不来;二是篆隶比魏碑接受度高;三是笔法承继仍为主要着眼点。如岳宝树(图六)条目下,记其临《何文安公碑》,(何绍基书),一般认为何书参《张黑女碑》法,但董重记其“神似《东方朔画赞》”,则着眼趣味都不顾及其学魏。何绍基的字等阎锡山治山西,因为阎本人书法出于“何”,则几成风气,榆次杨树洲(1922年生,忻州人,解放后曾于忻州市府工作,1953年调榆次晋华纺织厂),介休郭大顺(1925年生,介休书协顾问)为其代表。

  行余学社是能吹进新风的,“广元永”就备有诸如“故宫周刊”等,而王鋆(1887——1940)所藏帖除习见汉唐诸碑外,并有《郑文公碑》、《优填王造像》、磁县出土魏齐墓志等,磁县出土的这八种墓志似乎还是极罕见的品种(刘东升《碑帖收藏家王鋆先生传略》,见《介休市政协文史资料》第九辑93页),至少说明取源魏体的可能被讨论过。同样出入广元永而稍年长的岳鸿举《处园文稿》中有《龙门二十品跋》:“同光以来,天下矜言魏碑。后生小子甫学执笔,不曰《魏灵藏》即曰《杨大眼》,奇形怪状,不可究诘,剑拔怒张,瞋目语难,若与人有积不能平者。嗟乎!书虽小道,足以观世变矣。……魏碑之佳者,如《崔敬邕墓志》、《裴镜民碑》、《等慈寺碑》,数种皆虚和婉约,秀润劲健,承晋开唐,足为楷法准的。而人顾而学之,所模范者造像一派耳。见乎著龟,动乎四体,直可谓亡国之“字妖”可也。


  参看康有为《广艺舟双辑·尊碑》:“迄于咸、同,碑学大播,三尺之童,十室之社,莫不口北碑,写魏体,盖俗尚成矣。”可相印证其现象,而岳、康二人观察态度却正好相反。和康氏的欢欣鼓舞,亲自操觚不同,岳鸿举对大部分的魏碑不看好,甚至用“心画”这样的观念,认为“造像”兴起,有“亡国”的心理之兆。当然他也举例若干,未全否认,这一部分被承认的“虚和婉约,秀润劲健”,实际是笔法显豁浑融,未若龙门造像痕迹斧凿,认为它们是合理过渡(承晋开唐)。岳鸿举曾任省高校主讲,与写过《寰瀛志略》的徐继畬等相友善,见过世面,非同村学究、陋儒,他的意见及其同族的的岳宝树的评议常为董重所引重,后者曾于山东文登县任县令,值辛亥革命爆发下台归里,这二位的思想至少是见过外界的。反观晋中一带当时书坛状况,赵铁山久负盛名(图七1,图七2),实践北碑,而其所谓“碑”式作品,往往也是压扁了的唐楷,匀布黑白如算子,大字更如美术字之板刻。倒是其篆隶尚偶有一二处可喜(篆隶在碑学体系中是加在帖学家谱上来,成了书法史的正脉,接受一直不错,魏碑更仿佛作为唐楷的反面被引入的,因唐楷的深入人心,一直粘并不起来)而乡里士绅、学者艺人仍遵章旧法,余近年目见介休及周边各类近代刻石不下数百,壁间、墓室、牌表、碑版,做魏体者百不及一(图八),的惯性定势如此之强,山西的书坛,要到当代的赵承楷、田树苌方算得上学有得,雄强宏肆,而介休韩中明取法三元(《元倪》、《元略》、《元怀》)墓志,开婉约灵变一门,突破唐楷骨架,置之全国,未必多让,惜识者微。魏碑一途或冀更详细的分类总结研究,开擗方便法门(图九)。所谓平分“帖学”,实在于它的参照作用,阴阳互动,看似阳刚的碑,是被动的“阴”,每次创获往往是逆向而行,接纳之前会遭遇百般挑剔,所以学书者往往小心避开这些风险,它的市场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很大,虽然有风险往往更意味着具备更大机会和回报。

           

 

  经典体系延宕出来的往往带三分优雅,而新进诸式则常常含一分戾气。“碑学”,尚未沉淀为名门世家,虽然它的源起也十分久远,但发迹的时间还很短,树老墙古,还有待时日。

 

  《略》、《补》中所含的书画以外的东西还非常多,尤其成书后碑版毁损不少,而人物凋零,史料价值自不待言,其于孟培桂条目下记介休一时盛事,书画家各以其能点缀文苑:

  孟培桂字香斋,号一笑老人。善画芦雁,有边绶民笔意;石如泌,画鹤鹆。张亨泰画菊;梁淑,字载南,号云谷道人,画螃蟹,各擅胜场。许荫桓,画松,沈郁雄奇;穆锡琏,画蔬菜,向背分明,生机洋溢;田村乔云苓,字松轩,官兴山县知县,彦凤公子幼随官黔中,平生足迹,未尝返里门,官湖南永州府知府,天才超逸,精绘事,纯以神行,意在笔先,寥寥数笔,神理超然。晚年侨寓海上,卖画自给,夷舶争出银饼以购之。孟雁、许松多有藏者。张菊,近日赏鉴家刮目。郭维翰《鸿爪集》、《云谷道人传》“道人崖岸高峻,乡人迂而远焉,即其画亦鲜知重者。河东范七青藜得画数幅,谭方伯见之,以重价购一幅去,由是人始珍之,称‘梁螃蟹’云”。岳处叟藏松轩“抱琴访友图”……

 

  恨不能亲眼得见,乡贤仪范,值得追想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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